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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代艺术的村庄

  作者:江雪

        来源:正午故事

  “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被当代艺术的村庄

  文|江雪

  一

  “听说未未犯错误了?”2016年1月2日下午,天光晴好。70岁的孙尕成一边小心地拿下土墙上的相框,用旧抹布擦去上面的土,一边问客人。照片上,他和另外三个村民中间,夹着那个被他叫做“未未”的胖子。

  照片里的时间,是2008年10月。奥运会刚过,艾未未参与设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刚吸引过全世界的目光。孙尕成等几个村里人去了北京,代表村民,给艾未未送去了村里产的花椒,还有一副锄头。

  孙尕成记得,“未未是大脸面,待人平等,给我发烟,夹菜。”合影照片是在艾未未的工作室拍的。

  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的小山村石节子,几乎人人都知道艾未未——这个中国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

  2007年,艾未未参加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这是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艾未未的作品叫《童话》,内容更像一个社会实践:送1001个中国人去德国,费用全包。

  艾未未在博客上征集报名。村长靳勒认识艾未未,他帮助村里的5个人报上了名,其中包括村头的道观“神仙塔”的一位道长。

  全村人推举了4个村民去卡塞尔。包括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最年轻的是20岁出头的孙宝林。都是男的。

  那年6月,麦子开始黄的时候,4个石节子村民,放下农活,要去卡塞尔了。办护照到乡里去开证明,乡长被吓了一跳:你们老农民去德国干啥?折腾了二十多天,终于办好了护照。

  他们和另外的997个中国人一起,拉着艾未未统一发放的“熊猫”行李箱,第一次出门坐火车到北京,又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到达卡塞尔。同行者里有诗人,歌手,交通稽查员,以及广西侗族山乡的牧马人。所有的人,到德国后,集体住在卡塞尔的营地——一个由大众汽配厂的车间改造的宿舍。

  李保元对德国最深刻的印象是墓地。家里的土墙上,挂着12张去德国的大照片,是靳勒帮他洗的。其中一张是在卡塞尔的墓地,各色鲜花点缀,不就是公园么,他很喜欢。

  靳勒带他们去参观美术馆。在提香、鲁本斯等大师的人体油画前,他们看了很久。油画上的人,“像活的一样”。

  展览很自由,懂和不懂的,随便转。展馆外突然一阵漂泊大雨。四个人,都跑到大玻璃窗前,看雨去了。

  “为什么去看雨?”德国记者跑去问靳女女。他穿件有四个兜兜的中山装衬衣,戴顶灰色布帽子,正对着窗外的雨幕出神。“庄农人靠的就是雨。”他用秦安话回答。

  “雨水重要?还是艺术重要?”记者又问。惦记着家里干旱的花椒树、麦子地,没念过书的靳女女,说了句:“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纪录片《童话》中,艾未未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说:“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人真正在意任何事情”。可至少,在石节子,不是这样。“童话”结束8年之后,那次梦一般的德国之旅,还挂在石节子村的土墙上,也挂在村里人的心上。

  2015年8月,靳女女家多了个保险箱,是艺术家毛同强送来的。石节子村的13户村民,每户一个,毛同强请村民放进去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靳女女放进去的,是那次卡塞尔的展览指南、德语地图等,还有一本画册,一堆永远看不懂的文字。

  2008年,汶川地震,石节子村民捐了款。2011年,艾未未被追究“逃税”,要补缴800多万元,也就是孙尕成后来听说的“犯错误”了。消息传到石节子,李保元、靳女女等4个去过德国的村民,每人凑200元,给艾未未寄了过去。“没有艾老师,咱就去不了德国。艾老师落难了,咱不能不管。”李保元说。后来艾未未在网上还钱,他也没要。

  那次卡塞尔之行,原本报了名的“神仙塔”道长后来反悔了,没去。他有些尴尬,再和村民们到北京时,道长给艾未未送了块锦旗,上面写四个字:功德无量。

  二

  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进锁阳关峡口,再盘着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石节子村。13户人家,50口人,散落在黄土峁上,从最高处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户,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桃木枝拼起来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这是靳勒不识字的老母亲“写”的。

  1986年,靳勒成为石节子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节子才通上电。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车站,父亲发来电报,说妹妹要结婚,速归。

  1991年,靳勒毕业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里干些小雕塑活儿,挣了一笔钱,给父母买了个电视机。这也是整个石节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他最终分回到了西北师大,在雕塑系做老师。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来要留下来的,末了,还是向生活妥协,回到兰州。

  在北京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虫人”、“鱼人”等。他把自己的头像,安装在鱼或虫的身体上。鱼,瞪着一双突出的圆眼睛,悬在干渴里。虫子们,赤裸着,在土地上蠕动挣扎,顶着他那颗头颅。

  “不是狮子,老虎,而是虫。因为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样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给别人解释自己的作品。

  那时,经过漫长的纠结和寻找,他终于觉得自己“还可以搞艺术”,但他后来看,这时候的“艺术”,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节子,还没有太大关系。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点什么。他最终做了一个叫“贴金”的行为艺术。屋后头那棵李子树,父亲种下40年了,还是矮矮的,在干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长。他给小树身上缠了一层金箔。

  黑乎乎的炕门洞,烧炕的推耙,父亲的铁锨,他都给贴上了灿烂的金。以这样一种对乡村日常的郑重其事,他开始让这个逃离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乡返还。

  在生命的前30多年里,靳勒始终在费力气做一件事,就是逃离贫穷干渴、落后的故乡——越远越好。但是从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回到石节子了。他不再厌弃逃离它,但也不会把它当作风景来观看。陪伴着父母和乡亲,他试着回到自己真实的生命里去。

  2007年,4个村民去了德国。这年除夕,艺术家赵半荻带着他著名的“熊猫团”来到了村子,实打实的,给村民们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晚会”。零下十多度的石节子夜晚,姑娘们脱下军大衣,穿着露腰的金色裙子,给大家跳舞,给老人孩子发红包。靳勒的妈妈,至今想起那天,都觉得过意不去:女娃们穿太少了,冻坏了!

  “春节晚会”后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来靳勒家喝酒。“你当咱的村长吧!”他们已经把靳勒当成了可能改变村庄的唯一希望。就这样,靳勒成了石节子的新村长,选票是冬夜炉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这年靳勒42岁。他当了村长,职业还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

  新村长的第一个手笔,是筹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的地貌错落有致,荒凉中有美,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天然的美术馆呢?靳勒请了村里的几位老妈妈,写了“石节子美术馆”6个字,发到网上,请网友们挑选。最后,大家选择了何蠢蠢,她是靳勒的妈妈。

  “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刻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设想是,今后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分馆,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家。

  在石节子,家家的土墙上都有一些艺术类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国的,有日常生活的, 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冲洗成一样的尺寸,如一条潜流,将每户人家连接起来。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举办了一场名叫“主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还是他的“虫人”。乡亲们也去看展,并成为作品的参与者。在现场,他们把从石节子带去的旧衣服,一件件,给“虫人”们穿上。那一幕,诡异而又骇人。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长期匍伏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农民,如今当了家,也做了主吗?”展览序言中这样写到。

  也是在这年,靳勒工作室所在的厂甸艺术区面临拆迁。艺术家们做了一番抗争,3位石节子的村民还去现场声援了。然而,抗争更多在象征意义上,艺术区很快就被拆掉了。

  花了一大笔运费,靳勒把工作室里那个巨大的铁桌子送回了石节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后,又陆续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运了回来。那个黑色的大鱼人,被安放在村头,给黄土峁上添了一丝魔幻气息。两个裸体的雕塑,为了不让老人们“难为情”,放在了高处的崖畔上。一个硕大的“将军头”,就直接放在村东头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里,炉火越来越热,又慢慢冷却。靳勒喝了点高粱酒,说着石节子的故事,话也多起来了:“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三

  夏天时,靳勒回到村里,剃掉了络腮胡子。他拿了个推子,给村民们理发。落了一地的头发、胡子全收起来,要完成一件叫《基因棒》的作品,村民们直接叫“泥棒子”。

  正值农忙。村民们在干活的空隙,就来做“泥棒子”。他们从村头取来红土,活成泥,把毛发、破衣服的布条,全和进去,共做了300个。2015年8月,它们被送到新落成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参加当年的开馆展览。

  一个“泥棒子”50块钱。靳勒说,就是不谈艺术上的价值,至少给村民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大伙儿都挺高兴的。

  有了“石节子美术馆”,来小山村石节子的人一下子多了。艺术家来了,中央电视台来了。当地的官员,也闻讯来了。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 或许是因为见过了太多艺术家,经世面了,如今的石节子人,不管见到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再畏畏缩缩了。

  和其它村庄不一样,石节子几乎看不到垃圾。在这方面,13户人家很齐心,垃圾能烧的,都塞炕洞里烧了,实在烧不了的,也要倒得远远的——乡政府的垃圾车目前还到不了村子。

  “石节子人爱喝酒,但绝对不会摔酒瓶子。”李保元说。艺术让石节子人多了自尊,也多了一点自信。更何况,村长交代过,家里的旧鞋子啊,酒瓶什么的,都别乱丢,说不定也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呢。

  2010年,“石节子电影节”举办,黄土坡铺上了一段红胶泥,就当红地毯了。从没有放过电影的小山村,放了五六部经典电影,其中有艾未未的纪录片《童话》,汪东升的《赤脚讨薪》,还有法国导演托尼. 加列夫的《只爱陌生人》,可以说是“国际电影节了”。

  艺术家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艺术到底给石节子带来了什么呢?

  有一次,乡领导来石节子,有记者跟着,下雨,石节子的土路把记者滑倒了。乡长回去后,给村里发了几袋水泥,让把路面硬化一下。村里那段难走的土路总算是好了。

  石节子人多年来一直吃雨水储存的窖水。前几年,山脚下勘探出温泉,县上投资打井,后来发现水温只有27度,就搁置下了,最终由山上的神仙塔道观接管。2013年,有关方面投了20万,把水接到了石节子。村里从此有自来水了。

  对石节子人来说,这都是艺术带来的“好处”。另外,就是村子里那13盏路灯。那是2010年,县上给装的。“可能是石节子出名了,来那么多外国人,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说。他也是石节子的副村长。靳勒回学校时,他帮着打点村里的日常事情。

  可政府只给了路灯的“头”。路灯杆还得由村民自己想办法。最终,13盏路灯都搭起来了,每家门前一个。

  来石节子的艺术家也曾设想过,“一个路灯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在路灯下聊天,谈论公共的事情。”但在石节子,这种知识分子式的想象并没有成为事实。路灯很少被打开过。晚上8点,整个村庄就陷入到黑暗之中,寂静无声。一方面石节子大多是老人,睡得早。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灯的电费要各家自己出,手头紧巴的石节子人,舍不得“浪费”。

  村里来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招待。都是到靳勒家。靳勒父亲83岁了,是村里唯一的老党员,原则性很强,抱怨现在交党费也找不到地方交了。他支持儿子为村里办事,一大把年纪了,客人们来了,还要倒茶张罗。

  “你说这个艺术到底能为村里带来啥?没有经济,还是不行啊。”老人说。

  靳勒也知道,石节子还是穷,没有“经济”不行。

  去过德国的茂林在县城跑三轮车,拉家具,每天挣100元,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靳女女的小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娶到媳妇。唯一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红强,十八岁了,个头只有七八岁孩子那么高。红强苦命。大前年的冬天,他的母亲梦见儿子死了,第二天去抽签,抽到了“下下签”。解签的人说,你的命才能救儿子的命。这句话成了她的心病。回家后,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如今,母亲刚烧完三年纸,父亲在县城打零工,供在兰州上学的哥哥。爷爷的腿骨质增生,拄两个拐棍,一边砍花椒树杆,一边叹息着……

  回到故乡的靳勒,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想通过艺术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变化,但和艺术比起来,现实太沉重了。

  四

  2015年,“造空间”艺术家琴嘎和靳勒一起发起了“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支持20多位艺术家,在石节子这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和村民共同创作,展开精神层面的互相帮助,“面对未来”。

  2015年5月,艺术家们一起在村里抓阄,和村民结“对子”。“一起飞就是艺术家拉着我们村民一起往前走”。这是村民李保元的理解。如今,李保元家抓阄用的土豆都长出芽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他家和艺术家厉槟源结成了“对子”。不久前,厉刚刚完成他的计划:为村民做一个“广场”,送来一个音响,让大家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广场”就选在村口堆玉米秸秆的空地上 。

  和村民叶调调合作的是“吴老师”。前不久,艺术家吴高钟带她去了北京看病,还带她去看了故宫、天安门。而从北漂返乡回家,在秦安县叶堡镇开办了一家“百姓幼儿园”的胡建强,则和靳茂林的小孙子合作“快乐的一天”项目。

  而另一位艺术家刘伟伟想做另外的事。他注意到了村里闲置的路灯,注意到每家房屋的裂缝。他注意到这里的贫困,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权利意义上的。

  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石节子“激活基层政治空间”,“搭建一个公共生活的框架,让他们能建设自己的生活。毕竟,艺术家会离开,而村民们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刘伟伟说。

  12月23日,刘伟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找到了老杨。老杨叫杨桂恩,是河北廊坊近郊的农民,也是一个群众演员。5年前,老杨进了城,在打工之余,也去当群众演员,曾经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背后,扮演古装士兵。

  刘伟伟拉上了老杨。让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石节子,来一个河北京郊乡村和西北偏僻山村的对话。

  刘伟伟认为,乡村不应该是怜悯的对象,他想做的也不是“扶贫”。在村庄里生活了几天之后,他的想法更清晰了。而已习惯了进城生活的老杨,在最初对石节子的新鲜感过去后,开始发牢骚了:这村子也太偏僻了,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12月31日,刘伟伟拉上李保元出了门,加上老杨,三人一起去了乡政府和县政府。这些天,老杨和李保元已经熟了。老杨说,石节子太落后了,要多拉资金,最好发展成“度假村”。李保元不同意:石节子再发展能赶上城里?还是要有俺们农村的特点,城里人才能来。

  一路拉着话,已经到了县城。县政府的楼好高,这是李保元第一次到县政府。“大楼的一根大柱子,就够盖起我们全村的新房了。”他感叹着。

  在县政府农委办,刘伟伟和工作人员商量:每年县上都有农业会议,2016年,能否搬到石节子来开?一句话,让接待的人愣住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会议,都是从上而下来开的,哪有一个小山村自己要求来开会的?”刘伟伟想起接待者的愕然,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工作人员虽然诧异不解,还是对刘伟伟和李保元的问题都做了解答。

  12月31日晚上,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晚上八点,石节子村已漆黑一片,人们都早早睡下了,这里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夜里两点多,睡在土炕上的刘伟伟,用手机发出了一篇“石节子速记”,记录当天的县政府之行。这个夜晚,这或许是石节子和山外的现代社会唯一的联系。

  五

  元旦这天,参与“一起飞”项目的本地艺术家成林送来一只羊,请村民们吃泡馍。 这也是石节子入冬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2日下午,刘伟伟拉上老杨,挨家挨户去通知,让大家第二天下午来开个会。老杨已经和村里人熟了,到处打着招呼。次日下午3点,人们搬着小凳子,陆续聚在了村口。

  村里很久不开会了。如今,艺术家要组织大家开会,人们还是很积极。靳喜林一家三口都来了,孙武成一家两口也都在。“这算是最全的一次会了。”靳勒说。村里对艺术家们做的活动,不干涉,一律支持。

  会议开始了。不习惯开会的人们还是有些害羞。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通过了刘伟伟的一个提议:今后,全村要形成一个开会的制度,至少每年的1月3日,要开一次会。如果有公共的事情,也随时开会。另一个议题,是大家选出一位村民,和刘伟伟一起去北京,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刘伟伟还留下个悬念,请大家委托他和老杨,第二天去县政府大楼里走一圈,也可以理解为给大家办事,至于办什么,到时候再说吧。

  两只黄狗在脚下撕咬着,远处有人家的鸡叫着。会议的气氛也慢慢活跃起来了。要讨论的议题,在刘伟伟的带动下,一个个都完成了。“还是开会好!大伙儿一起能商量商量事。”村民叶玉芳说。

  刘伟伟也觉得满意。他认为,开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村民建立一个组织、连接的能力。“今天,大伙儿可能在这里讨论一个很小的事,但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为危房,或即将面临的其它公共的事情,来开会,一起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村里的这些天,刘伟伟发现,村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危房。

  那些在汶川地震后留下的裂缝,藏在墙的犄角旮旯,是石节子人的隐忧。平时看不见,只有下雨了,家家才会出现一个个接雨的盆盆罐罐。

  很多时候,出于礼貌,也出于对石节子“美丽”的维护,人们并不对外来者提起他们的担心。或者提起来,也被匆匆来看风景的人忽略了。

  刘伟伟抓住了这个问题。他走访了每一户人家,给裂缝拍照,给村民做关于危房的访谈。

  1月3日,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伟伟和老杨代表村民们去了县政府。在县里的一家婚纱影楼,老杨梳洗打扮一番,看上去像个“河北省的劳动模范”,他们走进县政府大楼,不仅去了十二层的楼顶,还去了地下停车场,也闯进了县长办公室,对着摄像机,提出了村里的危房问题。

  县政府大楼的大部分房间,都锁着门,在空旷的楼顶,老杨对着摄像机,给石节子村的人们唱了首“十五的月亮”。

  刘伟伟有他的用意,他说,几乎所有的石节子村民,从来没有走进过县政府,他和老杨代表大家进入,并拍下这里的一切,就有了一种意义。更重要的是,让石节子人理解到,他们自己开会做出的决定,即使荒诞不经,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月5日,69岁的孙银银坐上火车,跟随刘伟伟去北京。他们要去共同完成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和村庄有关,也和当下中国,那难以言表的一切权利的贫困有关。

  下午的阳光涂抹在石节子的土崖上,红强,还有其他村民,一起送他们到村口。在艺术家的努力下,小小的石节子如今被世界看到了。可是,它是否仅止于“被关注”,成为一道风景,却不能让生活于其中的人真正得到改变?这一直是靳勒、刘伟伟这样的艺术家考虑的问题。

  在刘伟伟看来,“石节子指向未来”。可未来会怎样,一切还没有定论。至少,因为石节子,艺术家以及更多的人,把乡村拿到桌面上,来谈论了。或者,来行动了。靳勒说,他为此感到安慰。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村庄。红泥山上的积雪,慢慢被暮色淹没了。石节子的那13盏路灯,和村庄一起,在夜里沉睡了。

  江雪: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调查报道,曾主持《华商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