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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中国式极权主义与中国式平庸恶

  中国极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所有极权主义都带有信仰的性质或维度(表现为“教义”),但德国极权主义相对而言有较强的理想色彩,至少大大超过中国。中国极权主义特别缺少信仰的纯粹性、坚定性、一贯性和不妥协性,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教义(革命理论)本身以其逻辑力量或道义力量俘获了大众,而是大众的实用主义生存智慧使他们对这种教义——即使自己并不理解或认同——采用了投机的态度:不管这种教义是什么,不管我是否信,是否理解,只要对我有利我就信或装信,不信也信;对我不利就不信,信也不信。

  这点有助于戳穿“红卫兵造反派”是理想主义者的神话。

  《血色黄昏》中有大量例子写到了林胡身边的战友和老同学对自己的态度,是如何取决于自己有没有“反革命”的标签,至于到底林胡是不是“反革命”,或到底什么叫“反革命”,却没有人关心和认真思考过。人们对于什么“革命”“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类教义从来就是不曾认真对待过。林胡在戴上“反革命”帽子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洪水猛兽,疏远之,出卖之,揭发之,而其原因和动机都是非常实用功利的,因为谁接近林胡谁就是“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第223页),就要倒大霉。大傻就是因为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还称他为“哥儿们”而被开会批斗。赶车人老常的老婆拒绝给林胡补裤子的理由是“实在是给整怕了哦”(第224页)。他们对于“革命”“反革命”不能或懒得进行认真思考,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你今天是“反革命”,我就疏远、揭发、批判你,即使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被冤枉的;你明天不是“反革命”了,我就接近你,和你友好,虽然我知道你还是原来的你。所以,一旦林胡摘掉“反革命”帽子或者有摘掉迹象的时候(兵团对他的“反革命问题”进行复查),同样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思考林胡为什么不是“反革命”了,就开始接近乃至亲近他。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利益考量: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与所谓“革命事业”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兵团召开的批斗林胡的大会上,知青们表现得群情激奋:喊口号的男女知青们“青筋暴起,嗓子嘶哑,拼劲全力地喊”,他们一个个“目露凶光,真有一股同仇敌忾的劲”,“好像我杀了她的父亲。”(第205页)这些人就是所谓“群众”,他们完全不思考“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最大特点是随大流,人云亦云,一旦林胡获得平反,他们会立即彻底转变态度。这种所谓的“刻苦仇恨”根本就是装的。小说还写到,离团部越近的连队批斗林胡时批得越厉害,离得越远越是轻描淡写。十一连的批斗因为连部离团部八十公里,因此:“虽是批斗,到连部后,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要茶有茶……..食堂的知青大师傅还给我们饱餐了一顿有肉块儿的面条。批斗会就和聊天会一样轻松,没有一点敌对气氛。”(第210页)。其实两边参加批斗的人的政治觉悟、政治素质、道德水平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差别完全在于利益:距离团部越近的就越不敢担责任,批斗会不认真就会被团部发现。

  可见,林胡身边的人对林胡的态度既不是出于纯粹的信念(真诚信仰“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是出于独立思考,而完全出于利己(就其利己目的而言,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盲目的,但在信仰意义上是盲目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的“平庸恶”。

  阿伦特关于“平庸恶”的观点告诉我们:做极端恶事的人不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极个别的、不可理喻不可解释的“恶魔”,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平常人,他们的特点不过是平庸,即不能独立思考(没有思考能力),随大流或愚忠地执行上级指示。但是阿伦特没有论及的一个问题是:还有一种平庸恶是实用主义的平庸恶,除了不能思考、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人们做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违心事,不敢、不想(而不是不会、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即使会独立思考,由于不敢坚持,由于实用和投机,也会放弃真理(当然,一般而言,不能独立思考和不敢、不想坚持独立思考是结合或纠缠在一起的,是相互强化的:越是有利己之心,就越不能深入思考,因为思考会使自己难堪:不知道自己在做恶和犯错总比知道要心安理得一些)。

  这种实用主义平庸恶的最大特点,在于加入了中国式的投机和犬儒。雷夏原来是林胡的中学同学、好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林胡,彻底断绝关系。他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有这样的解释:“咱这出身没靠,团里让我揭发个人,我如果不揭发,自己就得进去。你说我怎么办?”“我只有说瞎话,耍两面派,才能借调到团机关,才能入团,办困退。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太对了。”(第530页)这不仅是不能思考的平庸(雷夏的这番话说明他很会思考,看得很明白),而是不能坚持言行一致、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付诸行动的平庸和犬儒。

  相对而言,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大概不会这么实用主义地、无原则是对待“敌人”: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无所谓,你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关键是怎么对我有利。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基础大概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不但对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而且对自己的信念也不当回事。

  当然,这种犬儒化和投机化说到底是极权环境造就的。在兵团解散前夕,终于悟出了生存真理的金刚,劝说林胡不要以自己经历为原型写什么小说,他说:“老鬼,算了吧。我们应该学会忍耐,学会跟领导处理好关系。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压?吃亏就在没有弹性,太书生气。”“跟领导搞好关系不叫溜须,这是生存的本领。不过你硬要说那是溜须也没法子,那就得溜。……今后,我就打算这样干了。”(479)金刚不但学会了犬儒和投机,而且把它提升为“生存智慧”,而这一切都是极权主义的环境教会他的。其实,我们今天批判的犬儒主义、投机主义,在那个极权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蔓延了。从这个角度看,对反革命分子“人人喊打”,和哈维尔描述的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的运作本质是一致的:表演化和装饰化,一切从现实利益出发。中国的极权主义和东欧的后极权主义本质上有一致性。

  就是本书作者自己也是如此。首先,林胡听了金刚的这一番高论后,“我想回他几句,但心里又发虚,他的话太一针见血了。”所谓“一针见血”绝不是合乎林胡心目中的价值真理,而是合乎事实!林胡之所以“心虚”,是因为他自己也陷入了事实“真理”的泥淖:他无法站在事实之上,站在超越事实的价值高度(超越事实不是无视事实)为不合乎事实的价值真理辩护,更因为林胡承认自己也是投机分子,耍两面派,“也在暗暗使劲往上爬。”(第482页)但是作者对此没有理性上的深入反思,只是说自己耍两面派、玩鬼点子是“环境造成的”,或者一个劲地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我们被愚弄得像狗一样乱咬人,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棒子,发着少年狂,踩着别人往上爬,我们真丑陋啊。”(第539页)

  从这里还可以发现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敌我”划定的随意性:“革命”和“反革命”经常相互转化。

  看林胡的一段话:“政治问题的可怕还在于,它不像刑事问题有一个衡量罪行大小的客观尺度,它完全随领导人的好恶沉浮而变化。文革前,反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要杀头;文革后,反刘少奇就成了英雄,被人四处邀请去做报告。而且政治问题还有无限的伸缩性,如想整你,你喊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全国共诛之,何况一个大活人?”(第165页)

  阿伦特曾经说: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永远的运动法则,依据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历史必须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发展下去,为此它必须制造自己要消灭的“敌人”(至于这个“敌人”到底是谁次要的)。阿伦特写到:“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通晓历史法则的党必须惩罚之。为了制造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党虽然知道罪行,但是却不十分清楚谁是罪犯;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甚至还可能在其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已经犯了罪,要么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去扮演罪犯的角色——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通过党推动历史前进,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

  但相对而言,在德国纳粹那里,这个“敌人”是有客观标准的,犹太人是一个人种的界定,带有生物学、物理学的准确性,不是任意划定的。但在中国,敌我、革命反革命实际上没有客观标准,而是随着革命形势、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别是它常常取决于“领导”的态度,是非常主观随意的。在毛泽东的“谁是我们的人民,谁是我们的敌人”的著名论断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相对性就已经确立,而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点被反复证明(比如单位领导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文革”时期的“反革命”、“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也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实际的运动中更没有人看重这些概念符号本身。人们看重的是它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的关系,和自己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前途的关系。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