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明季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辟疆先生(1611—1693)，却并不去讨论他的绘画，更不去研究他的绘画作品。对于冒襄的绘画，论者大多采取了回避或绕行的方法与态度：或一笔略过，或干脆避而不谈，即便是在目前仅有的两本研究冒襄的专著中也是如此。

　　一本是顾启先生的《冒襄研究》，另本是汤宇星先生的《从桃叶渡到水绘园——十七世纪的江南与冒襄的艺术交往》。专著中也找不到关于冒襄绘画创作的研究专题，或片言只语;而关于冒襄之个案研究的文论也并不算少，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尽力搜索中，也还是未能发现到一篇相关冒襄绘画的专论，除了笔者于2007年曾经撰写过的一篇读画随记《夜读冒辟疆的“梅溪山房图”》。

　　冒襄的绘画，此一话题几乎成了“火山口中的冰块”，既热又凉。这是为什么呢?甚至，连这样的疑问也没人提出过。

　　尽管如此，这似乎也并没有妨碍人们一个普遍共识的得出：冒襄也是一位画家、艺术家。而这样的判断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我们艺术史研究中发生、存在的很多有趣现象中的一个。就此，笔者一直在用心苦思，其中的结症及其原因又何在呢。

　　于此，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在官方公开出版发布出的历代书画收藏目录中，并没有冒襄绘画作品的存在;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官方著录中，也仅收录到冒襄的书法作品共计三十件;画，则一件也没有。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冒襄不画画吗?

　　冒襄的绘画作品不复存在了吗?

　　冒襄的绘画作品不为世人所认知吗?

　　冒襄的绘画作品不值得收藏吗?

　　冒襄的绘画相貌究竟又如何呢?

　　我以为，也许，正是因为冒襄绘画的“不存在”、“不确定”、“未发现”，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

　　在中国的文化艺术研究之现实语境里，大多的研究者、兴趣者只能是依附“现成的资料”去进行理论研究的作业，故宫的也好，上海博物院的也好，只要有他们的收藏，研究者便可以“有话”去说;反言之，一旦失去了这样的依附，人们似乎也就只能无话可说了。更有甚者，人们通常的研究，也未必是在对作品“亲眼所见”的状况下进行的，只要有“图片”(照片)，有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所谓研究，也同样可以进行得热火朝天，因为大多的研究者并不具备去“亲眼所见”的条件与热情。所以，即便是当他们自己在民间、在市场亲眼见到了相关作品，他们也无法对其进行正确而自信的、真伪与优劣的判断。

　　我此话说得有点“呛”!现实中有太多令人失望的无奈。

　　古人的“玩画”，往往是这样的：比如吴湖帆，比如张大千，他们并不着意于理论的建树，而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玩画”、“看画”的高手，大多是以自己的真金白银与“画”去作贴身的接触与较量。

　　今人的“玩画”，大多也只是站在别人的玻璃橱窗外，或借助于豆腐块大小的印刷物，去进行赏读、应和，甚至写作。这是两种不同语境中不同读画方式的“质”的区别。

　　所以，往往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一些绘画研究者、艺术史研究者来说，“人有云者则可云，人不云者则无法云”。大概，这也正是我们看不到“对冒襄绘画所进行的研究”之可能原因吧。

　　针对一个非主流的古代画家而言，更需要人们以专业性的专注目光，对其去作长期系统性的连续关注、挖掘、整理和梳理。只是以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专家姿态而妄图解决所有问题，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