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录》是明万历后南方中国的一部艺文志。作者赵柏田描绘的是已经消逝了的中国南方的故事：梦境、戏剧、园林、文士、奇人，出没其间的 有文徵明、董其昌、项元汴、汤显祖、董若雨、周亮工等致力于私人空间营建的画家、曲家、鉴藏家。这些玩赏家、隐士与同时代抱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构成了儒家 中国传统的两翼。作者通过一个个人物、器物，勾勒出一部明代江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

　　一个时代的繁华与苍凉

　　辽宁日报：《南华录》写到的人物很多，从文人、奇士、才子、佳人到戏剧、书画、园林、爱情都有涉及，为何会有这样的视野和表达?

　　赵柏田：最近几年可能是阅读的关系，也可能是个人文学趣味的变化，我挺喜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这一类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福楼拜和艾柯。 福楼拜的长篇 《布瓦尔与佩居榭》、艾柯的《玫瑰之名》，读后会感到他们所营建的文学世界的坚固与瑰丽，会经历智力和情感的双重冒险和愉悦。希望我建立的 文学世界也能有这些气质，像南方的植物一样葳蕤，有着某种丰富性。

　　有论者认为《南华录》里我找到了一套独有的表达方式，让现代性的文学观念与古典趣味、内容上的知识性和意蕴的美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 的确，我是把这本书作为博物志和艺文志的合体来写的，它首先是器物的，尔后散发出精神的悠远气息。所以它应该包罗万象，把晚明时代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 面，诸如园林、鉴藏、听曲、焚香、制墨、情爱、甚至做梦都包含进去，人物身份也是各式各样，艺术家、隐士、才女、骗子、享乐主义者与市侩投机者，还有他们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上下勾连、全面铺陈，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繁华与落幕时的苍凉。

　　我对写到的这些人物都抱有一种“理解之同情”，一直试图与他们在第三重时空里进行对话。第一重时空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第二重时空是我 们居住的年代，我与他们对话是在第三重时空进行。在这个贯穿古今的时空里，我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人情感和生活进行了一次审视。这些人与官员不同，他们多是 在民间的、致力于个人生活美学营建的艺术家，即使书中的一些商人也对艺术充满着尊崇，他们远离权力场，以自己钟爱的艺术对人生进行救赎，这使得他们每个人 身上都有一种独特而生动的 “气韵”。这是我最为欣赏的。

　　风华而又奢靡的时代

　　辽宁日报：书中您用大量的笔墨写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品鉴赏和收藏大家。《古物的精灵》写的就是南方鉴赏家项元汴，还有《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您如何评价这两位人物，如何看待那个时代?

　　赵柏田：晚明鉴藏之风盛行，跟那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有关，也与晚明人以古为美的风尚有关。那个时代，我书中用“风华而又奢靡”来形 容它极为发达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国历史上能当得起这几个字的，在我看来只有两个时代，唐朝、晚明。晚明人对古物的赏玩，实际上是起于他们内心的一种精英 意识，当他们追逐到了自己心仪的一个古物、一件古器，就觉得自己特别风雅。当然也与消费社会的形成有关，出现了奢侈物流通的市场。像那个时代的南方鉴赏家 李日华，还把市面上流通的古物分成好多个等级，“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等等，一直排到20多类。物有等级，人当然更有等级，所以晚明人对艺术品的追逐，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焦虑。

　　项元汴和吴其贞都是晚明消费社会所催生出来的鉴藏大家。项是浙江嘉兴人，吴是徽州府一个古董世家的后代。两人都是南方人，都一辈子与古物 打交道，所谓“与古为徒”。项元汴以庞大的财力购藏的“天籁阁”藏品，几乎撑起了半部中国艺术史，盖有他的鉴藏章的古画法帖，至今还有大量藏在北京和台北 的故宫。吴其贞是一个画商，他为人搜画，自己也偶尔出手，这样的中间商那时又叫“牙人”。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这些古物的流通过程中，像《富春山居图》这样 的名画都经过吴其贞之手。 《书画记》是他书画生意的一个账册，某月某日到何处看画、买画，还有向他买画的主顾们，合作的裱褙匠人，都记叙得非常生动具 体。他长年搜画、贩画，特别懂市场行情、对艺术品特别珍爱，更对艺术家有着尊崇之心。

　　项元汴作为鉴藏大家的地位在他年轻时就已确立，他自己的画也非常好，特别是画兰，董其昌就特别服气。董其昌年轻时，项把自己天籁阁的藏品 全部无偿向他开放。这是一种很阔大的胸襟。著名画家、“明四家”里的仇英，没出名前在项家做了10年裱画师。项元汴实际上是他的艺术赞助人。项和吴，他们 的社会身份或许是财主、商人，但骨子里他们都是艺术家，在艺术品的递藏链中，他们都是重要的一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世俗中的精致风雅

　　辽宁日报：《终为水云心》写的是曲家和诗人的汤显祖，怎么会有那么多女读者为汤显祖与屠隆的故事痴迷，甚至不能自拔?

　　赵柏田：汤显祖和屠隆是好朋友，也是明万历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汤显祖在遂昌小山城做小官时，屠隆曾去看他，两人就在县衙里一起读《西厢 记》。他们的一个共识是，戏剧的精华应该是情，而不是那种世俗化的色。何谓情?汤显祖后来在他的《牡丹亭》里用杜丽娘还魂的故事告诉世人，“世间何物似情 浓”，“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情就是那种让生者死、死者生，就是那种可以穿越阴阳两界的强大力量。

　　万历年间是晚明社会的起点，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人内心的欲望都在憋着劲儿释放，另一方面那还是一个礼教社会，特别对女性来 说，是一个特别压抑的人群。而汤显祖编织的那个因梦生爱、为爱而死、又因爱而还魂的杜丽娘形象，特别容易在她们那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出现了阅读史上 一个奇观，她们做女红时都拿着一本 《牡丹亭》来夹花样。那些少女和妇人们沉湎在 《牡丹亭》里，因为那个虚构世界里有着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爱。她们对这 些戏文的阅读就像宗教一样虔敬，并时时把自己融入进去。

　　辽宁日报：小说家董若雨作为当时有名的制造香料的商人，却痴迷于做梦，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至上者?在那样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赵柏田：晚明实际上不是一个精神至上的年代，晚明的士人都很世俗，他们纠缠于食色世界，我们读《金瓶梅》就知道，那个时代的世俗生活已经 丰富、强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但晚明人的了不起在于，他们在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中养成了一种精致、风雅的趣味，而且这种精致和风雅沉淀进了中国人文化性格 的深处。

　　《南华录》通篇写的是一个大梦，繁华之梦，那些男女都在遗失的时间里做梦。书中董若雨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这个续写《西游记》的小说家，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做梦。他最自得的成就也是做梦。这些梦是家国之痛带给他的，也与他对精细事物如雨、书、香、镜子的喜爱有关。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梦。他是一 个梦幻者，他没有强大的理性力量走出那个时代，这也是董若雨这样的艺术家与同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的最大区别。

　　辽宁日报：《一个时代的艺文志》写的是周亮工的记事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一边为官，一边在江南遗民群中有着好名声，不止一种同时代人的记述提到他身上的迷人气质。这种气质在您看来是什么?

　　赵柏田：周亮工是个入清者，但在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晚明气质，尽管他最后采取的是与新政权合作的姿态，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遗 民”。周亮工的个人魅力颜值高是一方面，待人接物是一方面，同时代人说跟他交往如“秋月澹面，春风扇人”，那一定是真的，但他更迷人的一面在于他的文化姿 态，他与当时的官员、隐士和艺术圈多有交往，他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充满了眷恋，他写了两本艺术家传记《读画录》和《印人传》，用一种深情的笔墨写他的艺 术家朋友，记述他们的生活细节，让那些隐身在水墨、卷轴背后的画家、印人有了可感的形象，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以一个见证者的角色，担当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 所以我说周亮工是特别有使命感的一个人，他作为晚明文化英雄谱中的最后一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