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每逢除旧换岁之际，人们会在自家门户、厅堂贴挂新年画装点环境，以求辟邪祈福，营造吉祥的气氛。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载：“每至腊月，繁盛之区，专搭席棚，售卖画片(京人称年画为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年画的雏形是贴门神，战国秦汉时社会上流行神荼、郁垒二神镇守门户的说法。到了南朝，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南方地区“正月一日，给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唐代以后，门神演变为持剑的秦琼和擎叉的尉迟恭两员猛将守护宅院，并成为最大宗的年画题材。

　　年画是一种民间美术，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性消费用品。以前的创作者都是农业社会中的耕作之民，用拙朴的线条描绘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用明快的色彩展现农耕民族丰富的思想情感。年画是一部民族的图像史书，是世俗生活的生动写照。中国作为农耕民族，一直以来的年画主题除了新年应景的驱邪避祸，如门神、钟馗、灶王外，便是与丰收富足、多子长寿、升官发财等朴素生活理想有关，如春牛图、嘉穗图、年连有鱼(余)、麒麟送子等，还有戏剧故事，如桃园结义、杨门女将，以及传播传统风尚道德的渔樵耕读、精忠报国等等。

　　以前，家家户户张贴的年画都由画师一幅幅创作制成，数量上受到局限。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为年画的大批量制作提供了技术条件。明清时期，制作和印刷年画的套版印刷技术日臻成熟，年画进入了繁盛发展时期。年画的创作、印刷、市场买卖、张贴挂饰，成为中华大地新年里的一道文化风景。各地发展出独具风格特色的年画，比如多数人公认的“四大年画”，即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的年画，以及“四小年画”，即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和广东佛山的年画。

　　南方势头强劲的年画当属苏州桃花坞年画。桃花坞位于苏州阊门内北城下，这一派年画由绣像图样发展而来，随着宋代雕版印刷工艺的成熟，推动和促进了桃花坞年画的发展。桃花坞年画到清朝雍正、乾隆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占据年画业的半壁江山。那时候有些桃花坞的画师和制作人员南迁上海，他们的画铺和画摊集中在上海南市的旧校场路，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渐渐形成上海年画一条街。19世纪60年代，因太平军横扫苏州、常州和南京，遂有更多桃花坞年画的业主和画师、工匠为避战乱，陆续来到上海谋生。最初他们的年画制作多沿袭桃花坞的风格，店铺也多称贩卖的是桃花坞的作品。19世纪末，上海开埠近半个世纪，受到欧风美雨侵润，华洋共居，五方杂处，各种新物新事层出不穷，民情风貌也呈现出中西交混的特色，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独特风格的小校场年画。

　　小校场年画除了沿袭传统的年画内容，有一批如“闹新房”、“兰生贵子”等佳品外，其特色是对传统题材的扩展和超越。在以女子为主体的年画中，超越以往年画中女性总以求子教子这种传宗接代、贤良淑德的形象入画，更多地展示女性娇美、智慧和能干的一面，比如“抚琴”、“丹青”、“下棋”、“洗尽铅华”、“百事如意”等，画色清丽雅致，尽现聪慧女性的面貌。像“蚕花茂盛”、“湖丝厂放工抢亲图”，透露出女性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浓墨重彩地将女性推向社会舞台的中央。小校场年画中的这些新内容，体现了女性在上海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反映了上海接纳近代人文思想，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自觉尊重意识。女性主题年画在一批优秀画师的创作和促进之下，得到飞跃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以擅长仕女人物画而驰名画坛的高手，如任伯年、吴友如、钱慧安等，也发展出后来名噪一时的时装美人画和月份牌年画。

　　小校场年画题材的另一个特色，是开创了以社会事务为内容、以时事新闻入画的先河，也成为上海月份牌年画、宣传画的前身。“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满足了市民对时事的好奇和关注;“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呈现清末上海市民与外商共庆通商、欢度元宵的情景：各国彩旗飘飘，一排洋人手擎长龙，与上海市民一同游街观灯，亦是外国人入乡随俗的例证。还有如“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描绘清末上海街头的新旧风貌和事物。这些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于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展示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

　　小校场年画得天独厚的制作条件，为年画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上海的年画制作，引进了德国的石印技术，这种石印技术能够复制中国书画特有的软笔墨意，保留书画原作的神韵;同时采用西方价格低廉、色彩明艳的矿物质颜料，使得画面绚烂浓烈，层次丰富;还使用国外纸张，“洋纸”添加了明矾之后，更利于油墨着色，不晕不花。画师的画稿完成后，在制版方面采用照相技术，可以缩放自如，大大便利了制版;用机器印刷代替手工刷墨，印刷效率和产量成倍增加。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制作和生产，通过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提高年画产品的质量，大大降低印刷制作成本，售价低廉，极大地冲击了年画市场，在清末民初，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上海小校场年画以其新颖的题材、清秀的画面、绚丽的色彩和精致的工艺，再现了清末民初上海开埠后的城市风貌，堪称上海本土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年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