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号为天下书法第一人，可惜的是他真迹已经渺然难寻。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只有临摹本和碑刻。我以为要想研究王羲之书法，从《唐怀仁集王圣教序》入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圣教序》是个什么帖：《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年)，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内容系唐太宗序，太子李治记，与太宗答敕、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等五者，书由弘福寺僧人怀仁从唐内府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303至361年，唐太宗生活在598至649年，而《集王圣教序》于贞观二十二年(647年)至咸亨三年(672年)历时二十五年完成。唐太宗年轻时便喜欢王羲之书法，并收集王羲之真迹。如果从唐太宗20岁开始计算，距离王羲之去世只有25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王羲之的真迹还是相当多的，而以帝王之身搜求王羲之遗墨，天下真迹尽归之，应当是可靠的。而《怀仁集王圣教序》又是以国家之力搜集王氏书迹摹刻在石碑上面，因此是距离王羲之书法真面貌最为接近的资料。比如刻中所采用的一部分《兰亭序》中的字，就采自《兰亭序》的真迹。在公元647年，当时唐太宗还健在，内府所藏《兰亭序》真本尚未陪入昭陵;而怀仁采集文字的工作在第一个周年里就完成了，因此说《圣教序》的字样直接采自王羲之真迹，这一观点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这就意味着《圣教序》碑刻最直接地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原生态”。这是它的特殊意义之所在。后人总是怀疑王羲之书法，真伪争讼不断，如果以《圣教序》作为判断的基础，相信离真迹不会太远。

　　其次是其所采集王羲之行书样本的全面性。因为当时二朝皇帝给予怀仁特许，借阅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来摹刻上石，而唐代所藏内府王羲之书帖，据褚遂良《右军书目》记载有：“正书都五卷共40帖;行书都58卷”。其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虽然《集王圣教序》帖并不是王羲之书法的总集，但却是王羲之行书的集合体，这一奇特的现象恰可以作为研究王羲之书法的有益范本。当然要将此刻直接作为王羲之书法的范本来研究是不妥当的，它毕竟只是怀仁的集字本，甚至是经过怀仁修改的王羲之书法。

　　历来人们对于《唐怀仁集王圣教序》的评价并不一致。宋朝的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中说：“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纤微克肖，《书苑》之说信然。”而明代的董其昌则认为《圣教序》是怀仁临仿王羲之字体写成的，《圣教序》应为“习字”而非集字。我认为这两个评价都有偏颇，说碑刻中的王字与真迹“纤微克肖”，显然是过誉了。拿从《兰亭序》中集来的四、五十字来比较，那么王羲之的神采风貌依稀可见，但毕竟只能是“依稀可见”而已。从外形上的被改动，从单字上使王羲之书法的风貌更加突出，但这只是突出的“单字”的表现，而其连绵的神采却被削弱了。我们如果将《唐怀仁集王圣教序》与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相比较，则《兰亭序》帖中的字之鲜活丰神与《圣教序》中的字之外美少韵应该显而易见的。但你要是像董香光说的只是怀仁的“习字”则未免太过，怀仁虽然也很有书法修养，但《集王圣教序》所表达的丰采，尤其是其在结体上的尽奇态而中，在用笔上尽巧妙乃出神的高超水准，并不是任何人临写其他名家的真迹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明代王世贞在其《弁州山人稿》说：“《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物，偏旁多假藉，盖集不得不尔。”此说应当是公允的。

　　在我研究了《圣教序》书法以后，产生了几点看法：一是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是面貌各异的，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是以变化多端为特色。尤其是章法布置，每篇各所不同。《圣教序》的字已经是经过适度改造的字。总体上能够体现王羲之的基本理念和梗概，但整体的风神应该是有所损害的。二是从《圣教序》碑刻所展示的风貌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唐人书法的意味，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王羲之和晋人风貌。具体的表现是字的排列一字一格，追求单字的完美，变化重视单字的变化而忽视字与字之间连结的变化之趣味。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唐人书法中有突出有表现。三是《圣教序》中的字往往选取笔画完整规范者，而对一些随意而书、笔画变化不规则的字往往不选。我们看到所有被选入《圣教序》碑刻中的《兰亭序》帖中的字都是属于比较完整端庄的字。这里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唐人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趋向于规范，而非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