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留下的书法作品，大多以信札和自作诗文为主，很少去刻意抄写他人文字。对其而言，书他人之文似乎不屑为之。苏轼在《自提金山画像》中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书写是卷，正值被贬黄州期间，时年46岁。好友马正卿为他置得城东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为生计故，耕植其间，名之曰东坡。东坡居士的别号自此而生。躬耕吟啸之余，意往神驰，濡毫展纸，挥笔写下陶潜千古佳章，以寄其意耳。

　　作为中国田园诗集大成者，后辈苏轼一直对陶潜推崇备至，仿佛他与陶在灵魂上有共鸣。苏在经历了人生的系列变故后，寄情自然，亦效陶潜之步辙。他曾评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寥寥十字，揭橥了陶诗风规的妙谛。实处两极的文学审美特质却能浑融中和于一人笔端，非大师弗能为也。苏对陶的追慕不仅体现在居黄州时手书陶文，后来被贬惠州后他居然想把陶诗全部唱和一遍。后又在被贬儋州时，将和诗编成一集，有一百首。另外他还将陶潜视为自己的前生，词作《江城子》中云：只渊明，是前生。平心论，苏轼如此多的和陶诗，并没有像他许多代表作那样久诵不衰。

　　可见，即便是像苏轼这样“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的天才，在创作田园诗时也未能超过陶潜的水准。因此就不难理解，贬谪之初在其心生归隐山林，濡毫展纸之际，并未选择自作诗，而是手书了崇敬已久的前辈陶潜的《归去来兮辞》。那一刻，他仿佛重温了李白当年在黄鹤楼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尴尬中的沉醉。

　　再看其字。他曾说：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因此，他早年学二王，中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岁学李北海，但确不泥古。苏字的核是墨丰体腴，率真朴厚。他在书法上的审美追求和在诗文上的追求是一致的。在其眼里，著文写字作画无非传情达意，只求自然天成。

　　达意二字乍听简单，实乃创作至境。“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垂髫童子俱能持诵，几人复能作出这般章句?核之外瓤，他又依不同的主题有不同之生发。如《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的醇厚端谨，《表忠观碑》的方整俊伟，《司马温公碑》的安详舒展。而《归去来兮辞》整幅透出从容萧散之气韵。字中可见，虽遭贬谪，然气定神闲、洒脱超迈之情。其字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有关。据说苏轼执笔为侧握笔，即毛笔侧握于虎口间，类似今人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此卷文字结体稳密，横笔轻纵笔重，左伸右缩，率朴挚真。他作捺笔，往往向右上方挑扬，愈透其超逸不羁的风格。

　　选择行体书此文，既摆脱了楷书的拘系，又疏离了草体的放纵，洒脱却未忘形，坡公乃得道人。以苏字来书陶文，恐怕于整个中国艺术史中亦堪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