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电影节：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命运

　　原标题：这个电影节，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命运

　　作者： magasa

　　来源：虹膜

　　除了好莱坞电影，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缺乏卖到全世界的能力。有些地方的电影在区域市场上有很强的渗透力，比如印度电影在南亚、西亚和非洲部分国家市场，韩国电影在东亚市场，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市场。

　　所以电影节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全世界的电影节就像一个个中转站和扩音器，帮助来自不为人知的小国家的电影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电影如今拥有世界上第二的市场规模，可要是倒退三十年，那在国际上完全是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中国也能拍出不错的电影。

　　有一个电影节，这时候起到了帮助中国电影破冰的作用，它于1988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颁授给一部中国电影，震惊整个西方，从此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

　　你猜到了，我说的当然就是柏林国际电影节（当时还叫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张艺谋的《红高粱》。

　　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1988年）最佳影片金熊奖

　　为什么这个历史使命刚好由柏林电影节来完成呢？

　　这当然包含一些偶然因素，昨天文慧园路三号推送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红高粱》被选送到柏林的幕后故事。

　　但刚好是柏林，不是威尼斯，不是戛纳，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柏林电影节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最重视政治意义的一家，过去如此，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独具慧眼地为中国电影颁奖，在当时那个氛围下，不仅是一个艺术决定，肯定也是有政治考虑的。

　　为什么柏林电影节强调政治？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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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的夏天，电影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暂时消失了两个月。德国多数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柏林的建筑倒塌了四分之三，许多人躲到地下掩体过夜，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盟军虽然占领了德国首都，还有更多的事要做，重建秩序，保障治安，捉拿纳粹余党，满足居民日用供给。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文化场所都关门了，但衣食的匮乏也没能阻碍老百姓对娱乐生活的需求，那一年的秋天刚刚来临，歇业不久的电影院纷纷开张，奉献出两个小时的忘情投入和温馨空间，是电影给了风雨飘摇中的德国人最后一点卑微的温暖，即令国破家亡，德国电影人也在努力工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对资助电影极为热心，他们想到要搞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电影节，就定在柏林，须知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西柏林是嵌入民主德国的一块飞地，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为什么一定是柏林？

　　政治！政治！政治！

　　从柏林电影节诞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压倒性的主题，电影艺术的交流完全不是考虑的重点，因为它是彻底的冷战产物。

　　对柏林电影节的创办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美国驻德的文化官员，他们一心要将电影节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柏林这个曾经的东欧文化枢纽，此刻成为西德民主复兴的象征。

　　1951年6月，西柏林举办了第一届电影节。因为预算不高，规模也不大，只有20个国家的来宾参加，这个被盟军炮弹摧毁的城市显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对糟糕的天气和接待工作怨声载道。

　　柏林的浓厚政治色彩从一开始就和戛纳、威尼斯等竞争对手注重商业性泾渭分明，其他欧洲电影节都十分依赖明星及围绕明星的狗仔队来获得关注，满街是兜售电影和计划书的片商。

　　但柏林却依靠地缘政治的特殊位置，吸引了包括迈克尔·鲍威尔、罗伯托·罗西里尼和亨利-乔治·克鲁佐在内的一流电影人光临。参加电影节的国家和人数也逐年稳步上升，终于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接纳为国际A类电影节，加入了老资格的威尼斯和戛纳的行列。

　　第一届柏林电影节美国人赞助了大部分资金，美驻德官员Oscar Martay参加完威尼斯电影节后对在柏林举办一个类似的活动十分支持，他还希望举行的时间不能跟在夏秋之交的威尼斯之后，不然对新生的柏林电影节来说，吸引好电影参加就更困难了。

　　几乎就在柏林电影节创办风声刚传出，东边马上宣布要在每年夏天举办一个国际青年电影节。所以西柏林这边决定把会期放在6月，以示抗衡，而且要吸引东边的人来参加，并不限于青年人。每年6月举办的传统一直到1977年才改到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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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政客，是办不起来电影节的。

　　所以如果从电影人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挂帅的柏林电影节，就会发现，真相并非仅仅政治那么简单。

　　听说要举行国际电影节，德国的电影人开始摩拳擦掌，他们很希望有机会找到海外投资和发行的渠道。这种渴望在百废待兴的德国尤其强烈，所以柏林电影节的本地化特色从创办伊始就十分突出。

　　各方利益交汇，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阿尔弗雷德·鲍尔（Alfred Bauer），他担任了前几届柏林电影节的组织者。二战中鲍尔在UFA工作，也担任了战后英国占领军的电影政策顾问。他想通过努力让柏林重新回到欧洲文化版图的中心位置，再度成为电影制片和发行的枢纽。

　　柏林的电影业内人士起初也是欢迎电影节的，既是继承了柏林作为德国电影中心的文化遗产，也能让制片厂有利可图。由于当时德国的分裂，西德电影人无法进入苏联控制下的巴贝尔斯堡制片厂（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和约翰尼斯塔制片厂。

　　他们的饭碗大都不稳固，于是许多柏林的从业者都跑到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和威斯巴登去工作了。尤其是慕尼黑，本来在德国国内可以说是柏林文化上最大的竞争对手，现在成了新的电影发行中心，巴伐利亚人开始宣称慕尼黑成了电影之都，这都让留守的柏林电影人心急如焚。

　　西柏林电影工会向市长施加压力，说柏林的电影工业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制片厂，有的还想西迁中，已经没什么人把新电影的首映礼放到柏林，长此以往，电影工业将从柏林消失！

　　本来官方和电影业内人士一拍即合，你搞你的政治宣传，我推广我的电影，似乎可以在柏林电影节这个平台上相互依存。但很快电影人发现柏林电影节并非想象中那么有利。西柏林当时有200多万人口，七分之一失业，剩下有工作的收入也非常低。

　　所以柏林电影节没法去和戛纳、威尼斯的豪华尊贵相提并论，他们不得已打出亲民、大众的牌，将上座率和普通影迷的参与度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设置了露天电影、明星游行、签名大会的单元，特别是加上政治考虑，把露天放映场所设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想吸引东柏林的人来看（柏林墙1961年才修建）。

　　电影节放映了Hans Albers主演的《Nights on the Road》，Albers在德国很出名，他对东西柏林的观众都具有极大号召力，最后果然唤起了观众们共同的情感。

　　柏林电影节与众不同的另一点是把奖项的决定权交给普通影迷，从1952年第二届到到1955年第五届，都没有专业评委会。观众投票来决定把大奖给谁，1956年改成国际评委和观众一起决定奖项归属，那届的主席是马塞尔·卡尔内，1957年后才全部改为评委投票制度，文化品位慢慢显现出来。

　　但一开始的大众政治路线就遭到了电影人的激烈反对，有人说盲目扩大放映规模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不是电影节的正道，因为加映了一些收不回钱的场次，片方更不高兴。发行人说，普通观众对较为艺术化的电影接纳程度并不高，此举毫无益处，我们是在办电影节，不是什么白酒展销会。但这一回合最终是政治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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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到本地电影人的支持，必然难以持久。德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声明拒绝参加电影节活动，协会发言人表面上将不参与归于德国制片人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弱化的地位，他们无力和美国、法国、意大利竞争。

　　其实从深层次来说，不过是电影人对美国占领政策不满而产生的抵制，他们尤其讨厌美国人把持柏林电影节，制订的政策说到底主要是为美国人的政治宣传服务，然后为觊觎中欧市场已久的好莱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对德国电影的发展却没什么益处。

　　制片人协会还认为：因为盟军的电影政策，德国电影现处在一个很悲惨的境地。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美国极力将居于垄断地位的德国电影公司UFI（纳粹时期，由最大的制片厂UFA和其他公司合并而来的卡特尔组织）分解的政策，并限制德国电影公司同时涉足电影业中的多个分支，比如从事制片的不得同时经营发行或放映环节，这样的后果是出现了很多小公司，全都势单力薄。所以德国业内人士频频向有关机构游说，要求更合理的政策，比如允许垂直经营，扩充实力和好莱坞巨头展开竞争。

　　德国电影人在和电影节官方谈判是否参加的时候，提出为了拯救德国电影，除非政府提供减税优惠或者增加补贴。这个愿望落空了，为了表示安抚，组委会同意在第二届电影节设立一个特别单元，针对外国买片人和国际传媒，宣传30到40部德国战后几年中拍的好电影，帮助德国电影出口。鲍尔说电影节很愿意成为德国电影公司和国外买家之间的桥梁，向外推介国产片，他希望劝服德国电影人，柏林电影节不仅是外国影片的展台，一定也支持德国电影。

　　但事情并不顺利，鲍尔向德国经济部申请拨款被拒绝，计划中的单元搁浅，一些制片人只好自己出钱做了个小型展会，把最有商业价值的几部德国片推出去。因为缺乏政府的支持，效果好不到哪去，业内人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他们对电影节的坏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届电影节上，德国电影的参与率还是很低。这种局面直到好些年后，德国电影恢复了生机和信心，商业电影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大幅上升后才好转。

　　面对电影界批评政府不扶持国产电影的批评，西德内政部举办了一个类似德国奥斯卡的奖项（bundesfilmpreis），由公众、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评委会对全年德国电影进行评选，就是Deutscher Filmpreis（德国电影奖）的前身，这个奖代表政府，其实更类似中国的华表奖，1953年这个奖成为电影节的特别单元。而把奖项纳入电影节范畴，是对外推广的一招，有助于提高获奖影片的国际知名度。

　　但德国影人却指出这个奖的目标才不是为了复兴电影业，其中存在严重的政治倾向，内政部表彰的全是反共或倒向北约的电影。面对质疑，官方人士称这个奖是个礼物，我们想给谁，就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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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柏林电影节被接纳为A类电影节，但其声誉却被良莠不齐的竞赛单元所削弱，影评人抱怨柏林好片子太少，品种太单一。

　　这个批评实际上是个参赛权的问题，一比较戛纳和柏林的参赛国家名单，很容易发现戛纳的参赛资格面向所有国家，包括苏东阵营，法国外交部会向所有建交的国家发送邀请函，法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也积极向苏联和中国发出邀请。

　　1958年，戛纳将金棕榈颁给苏联电影《雁南飞》，德国记者强烈要求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所有国家参赛，不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有记者认为：电影节作为展示窗口的年代过去了，作为正宗的国际A级电影节，虽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但一定要向所有国家开放。

　　在这点上，奥伯豪森电影节比柏林干得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说，柏林电影节太过壁垒森严，直到1969年才把金熊奖给了南斯拉夫电影《第一次工作》。

　　到了60年代初，欧洲艺术电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期，柏林电影节顺应潮流，加大了改革力度，虽然依然延续了关注政治话题的传统，但终于慢慢摆脱美国人的幕后掌握，也越来越强调商业和明星的作用，电影节上的交易市场日趋繁荣，记者招待会、影人交流会热闹非凡，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和戛纳、威尼斯并驾齐驱的三大电影节。

　　而柏林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的关系，则在八十年代初悄然建立。这背后离不开一个德国电影制片人曼弗雷德·杜尼约克的身影，他的故事，在奇爱博士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我这里只略述一二。

　　杜尼约克早在1979年就来中国，和上影厂、美影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是国际上不多的还保留了染印法洗印技术的国家，他希望来中国加工电影拷贝。他还帮助拍摄了经典动画片《天书奇谭》《列那狐的故事》等。

　　很多人不知道，西影厂的《黑炮事件》也是在杜尼约克帮助下完成的，这部影片中的外方演员Gerhard Olschewski，正是1976年柏林电影节影帝。

　　《三个和尚》《红高粱》《香魂女》正是在杜尼约克的帮助下，前往柏林电影节参赛，荣获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