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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水墨:在追寻中葆有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片段中的艺术创造都是艺术家在特定“时代形势”下的各种言语方式,每个时代留下来的艺术形态都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这条艺术史的基本经验似乎也可以用来判断处于“每个当代”的“人工制品”是“进步文化”还是“庸俗艺术”的一种简易方法。

  自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改革和文化转型的推进中,中国艺术告别了之前单一的创作模式和方法论体系,在种种反叛、超越和扩展的浪潮中,激荡起新中国美术“新时期”的现代性流变。籍由“新潮美术”所涌起的“现代实验”在进入2000年后逐渐演变为中国艺术整体上“体制新化”的主导性因素。从那时起,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当代”,一方面成为人们剔除“陈词滥调”的“原地踏步主义”的有力法眼,同时也进一步演化为这个时段不同艺术门类都必须做出有效回答的“时代考题”。水墨,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如果说上世纪末显于画坛的“新文人画”和“新水墨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改革开放”总现实下,“八十年代的人”走出“之前阴霾”,在开放和自由的语境关系中热盼“连接传统”的“内部问题”的话,那么随着视野更为开阔的“实验水墨”甚至带有更强“观念倾向”的水墨探索的浮现和演化,“水墨”的“当代”问题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逻辑下进一步清晰开来。一方面,历史提醒我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提出的绘画“媒介性”的问题,使我们高兴地发现了“水墨”在当今“当代艺术”中作为新势力的媒介“特色”,并从这个特点出发去想象它的种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世纪“文化全球化”日趋猛烈的形势下,“水墨”在全新的语境中——有别于之前西画冲击下“中国画”概念产生的那个“老语境”——重新被发现了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油彩”的“东方媒介”所独有的特殊“文化身份”,这也在文化自觉的逻辑关系中让我们抱有一种“视觉价值”上的美好期待。无论从当代艺术还是全球关系的视角看,水墨都必须比以往更为勇敢地去面对本时代不可回避的自身课题,必须在当代的文化逻辑中去不断地“追问”和“追寻”。

  从当代画坛的人员看去,闪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水墨人物”基本还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个人面貌的“五零”或“六零”群体,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使得上述水墨问题得以存在和连续,并且因其群体中的优秀个体的创造能力,使人深信水墨可以在未来进一步发展中不断闪现出令人惊喜的浪花。然而从一种整体事业的持续性考虑,还必须有更年轻一代的出场,使得水墨逻辑在更为年轻的“美学节奏”中得以“新变”,在承续水墨当代转型的文化使命中释放更为自由的活力,创造更令“当代人”感到“视觉舒适”的文化。这需要年轻一代在新的起点甚至跑道上继续“追寻”。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这种期盼没有飘于幻想,它在“七零”一代的年轻水墨艺术家的学术理想中闪现出来,他们的“在场”使得一切都让人感到充满可能。近期的几个水墨展览传达出一种朦胧中渐为“有形”的倾向,比如从宇辰美术馆主办的由孙浩、杜小同、徐加存、谭军、秦修平、李飒、潘汶汛、王犁、阴澍雨、黄丹、刘琦和曹远平12位学院派青年构成的“无边无境——当代水墨邀请展”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展览选择在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转换口发生本身就有一种迎接新开始的气味,因为从“时间意识”的向度可以更好地提示自己在“更为开放”的形势下重新思考水墨在“当下”和“本地”文化情境中的学术课题,在更少纠缠中理解“当代水墨”在未来“进一步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身份和文化可能。从目前情况看,他们中不少都选择从西方绘画的语言方式和观念表达中吸取“元素”,在一种“跨语言”的“边界探索”中试图发展出个性化的水墨语汇和视觉图式;也有的从“守住中国画底线”的立场出发,渴望将本土的“笔墨遗产”置放到新的语境关系中,去进行绘画理想的个人陈述……。总体上,他们在水墨艺术的当代转换中,呈现出的是一种自然的“无边无境”状态,但能够看出,他们坚持的是在作品中继续保有“水的感觉”和“墨的质性”,在紧随时代与忠实生活感受的前提下,去进行“水”与“墨”相化合的“自由实验”,在不断“追寻”中使“水墨”走进“当代”、跨入新境。

  从他们的起点看,“七零一代”的水墨青年比上一代更少受到观念束缚,他们的艺术也更有可能在自由的“催化”下与时代产生更令人期待的“化学反应”。

  王 萌

  2010年初冬于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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