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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王元化与“都乐书屋事件”

  《新启蒙》是一本以书代刊的刊物,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4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编这份刊物的初衷,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在第一期的“编后”中说明了创刊缘起:“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摒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988年10月,试刊号编辑完成后,为了能更多地听取意见,10月28日,王元化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新启蒙笔会”。

  1989年1月,王元化又到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举办的“新启蒙沙龙”,继续听取大家意见。

  都乐书屋在北京的象来街,是当时京城不能说唯一,但可以说极少数的民营书店。那时的北京,这个地界不繁华,甚至有些幽静。

  都乐书屋两层,一层在地面,一层好像是半地下。不过,半地下是一个茶座,在那时的北京,很新颖,很新潮,很有调调,吸引一些装或不装的有情怀的人去。

  印象中,这家书店不卖流行的各种小说,诸如风行的武侠小说,是一家专卖学术新思潮的书店。那时候文化热,反思热,丛书热,各种“热”的书(除了武侠热之外),在这里大致都能找到。我那时在上研究生,也如那时候的学子一样,追逐各种“热”,所以,这家书店经常去。

  因为经常去,不经意地就撞上了这次在“都乐书屋”举办的“新启蒙沙龙”。

  前不久,和史义军兄聊天,聊到我写的有关王元化的文章,他说,他在整理张-显-扬的材料时,发现了王元化在都乐书屋为召开“新启蒙沙龙”寄给张的邀请函,时间是在1月28日晚上。

  我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后来在北京市长的报告中,看到这件事居然跟那场风波有关,所以印象深刻。

  稍后,义军兄不仅给我提供了都乐书屋的邀请函,还在于浩成日记中找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

  于浩成日记云:1月28日 应王元化、王若水、于燕莎的邀请参加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的《新启蒙》首次沙龙。王元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晚八点左右,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大赦,释放魏京生。方发完言后散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一百多人……

  因为我在场,义军兄对当时现场的情况也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够回忆一点。

  在我印象中,书店大约在6点多,开始有人陆续进出楼上楼下,我也不知道楼下要开会,只是觉得人比较多,就好奇地跑到楼下去看看。茶座已经有些人在坐着聊天,不用说,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会标之类的,只是在窗户也可能是门上,贴着“新启蒙”几期的目录——我那时刚听人说到顾准,看到目录中有“顾准”,才记住的。

  我被工作人员赶到了楼上,才觉得今天这里是要开会。就在楼上等着,等会议开始的时候再去蹭会、蹭听——1980年代大家好像都习惯这样做。

  这时候,我惊喜的看到了我见过的人,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前不久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的会上听过他的演讲,而且他们夫妇很特别,基本上形影不离,他们的书也很流行。

  会议大概是七点多举行,一位年轻的女士宣布开会(后来知道,是书屋的经理于燕莎)后,就请王元化讲话,这时候会场依然乱糟糟的,我们站在外边的人听不到讲什么。

  王元化讲完后,大概请大家讲。没有人应声,倒是又是一片叽叽喳喳,大约在冷场十几分钟后才有人发言的。

  苏绍智发言后,有一声音洪亮的老人发言,他自己说是“胡绩伟”。他的发言印象很深。他说完了《新启蒙》后告诉大家,他也主编了一套丛书,和《新启蒙》类似,叫“民主丛书”,也快要出版了。我当时寻思,以后要买来看,所以,胡的讲话记得很清楚。

  大约到了八点多,我们站着听会的人,被扒拉开让路,有人喊“方-励-之先生来了”。只见一个穿呢子大衣的人,在一干人簇拥下,气宇轩昂地来到会场。会场格局大变:首先跟我们一起听会的外国人都围过来,闪光灯不停地闪,其次是茶座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方励之,如雷贯耳,1980年代的学子没有不知道他的。不过,他来后,像我这样听会的人,就被更挤出来了,他说什么也不大听得清楚,只是觉得他慷慨激昂,很有份。同时,又觉得,他有些趾高气扬的,大可不必。

  很奇怪的是,方讲完以后,整个会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大概会也散了。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市长在一个报告说:

  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记得看到这个报告后,我很有些不以为然,那么个乱哄哄的会,怎么能够和动-乱联系在一起呢。

  《新启蒙》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则是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6月,我在湖南长沙见到李冰封老人。王元化刚去世,话题有些就是关于王元化的,自然谈到了“都乐书屋”的事情。那时,李冰封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和王元化的联系是李锐牵的线。他坚决支持出版这份刊物,并为此向省委主管副书记请示,得到同意。“都乐书屋”事件之后,公安部门来找李冰封,查问《新启蒙》的情况,并将已经编好的五、六期的稿子调走。

  那场风波过后,李冰封就背上了很多罪名,诸如“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等等。李冰封说,那一段时间他和王元化交流比较多,对各自的命运都很关心,也相互支持和鼓励。

  此后,《新启蒙》停办,王元化又开始办《学术集林》。而“都乐书屋”,也可能因此关门了。反正后来听不到有关它的消息了。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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