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愿意成为“挪用艺术”的代表？

　　8月14日，“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容纳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出生艺术家的展览，除英文标题外，却有着一个让人怀念1990年代学术界大量使用“后”字的狂潮、弥漫着宋庄模式江湖野心的名字——“中国挪用艺术”。当中国艺术家已经从被简单化的1990年代“后学”知识中逐渐走出，在“艺术语言”和“主体”方面走了这么远之时，如此的展览命名，令人有些坐卧不宁。

　　英文标题十分醒目——“Copyleft”，本以为是“模仿左翼”，经过搜索，看到原意：“Copyleft是一种让程序或其他作品保持自由的通用方法，并要求对‘Copyleft’程序的任何修改和扩展都保持自由。”

　　“自由”、“开放”是Copyleft的题中之义，以反对“Copyright”——一旦倡导了“版权”归属，把成果作为商业产品发布，这些修改过的程序不再像其原始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允许用户自由使用。“自由”、“开放性”就被剥夺了。

　　本次展览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有版权。

　　如此看来，我就不明白策展人在标题中何以醒目标明“Copyleft”?这明明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参展艺术家“Copyright”的展示?如果实在要用，那就开放所有作品的“Copyright”?让观众参与作品的后续制作，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展览了。

　　在特定语境中，“辩证思维”中“辩证”所包含的“对立统一”被简单化为“对立”、“斗争”。对象世界被一分为二，被评价为好的/坏的、崇高的/卑劣的等等，艺术从业者的对象世界(包括现实世界、艺术史资源等)同样被分割开来(艺术批评者也在内容/形式、表现/再现、理性/非理性、虚拟/现实等二元对立的标准中寻找批评的理由)。

　　与二元对立惯性思维相连接的是简单还原的思维惰性。简单还原论对复杂事物做简单化分拆。简单分拆的弊端在于，被拆分的对象各部分不再有有机联系。此后的一个环节——抽象化处理，更是使分解开来的“碎片”绝缘于环境。“简单还原”在艺术创作中并不陌生，当诸多活生生的人物被简单化为几个简单的视觉符号时，这几个漫画式的“符号”鼓动了多少人的革命热情?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传统、西方、时代、国家、政府、人物、事件都被“简单还原”为某一种“符号”，“符号”与前者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

　　此次展览中的艺术家创作并没有这么简单，也就是说，选择艺术家方面，策展人做了很多功课。如去掉隋建国的作品《掷铁饼者——反转空间》，基本上规避掉了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其实这是最具有“挪用”特征的中国当代艺术。即使选择了隋建国的作品，将其纳入“中国挪用艺术”之中，也明显忽视了隋建国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20年的转变与努力。对他这件作品的阐释要应该深入，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挪用艺术”。

　　即使是政治波普代表艺术家方力钧，他近年最大的苦恼就是对他作品的符号化解读。而符号化解读模式，简单“再现论”背景，正严重影响着一代代艺术家、青年学生，使其生产出一件件标准化的“伪当代艺术”。

　　“挪用”这一简单易行、二元框架优先、理论至上的当代艺术创作套路，早已该翻页，即使是“挪用艺术”的鼻祖杜尚、沃霍尔，我想他们也不愿意当“美国挪用艺术”的代表艺术家吧?对他们的理解深入一些，再深入一些?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